童之伟：权力、权利并重方能建成长效反腐机制

由公、检、法、司、安等五部门人员构成的300多万人的政法队伍，是法治工作队伍的主力军，也是法治人才培养的重点领域。

针对上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法学学科建设的理念思路。因此，为补救市场机制之缺陷，政府和学界应共同对法律史学科采取特殊对待和倾斜支持措施，确保冷门学科不被冷落。

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机构在实施这些战略性任务时，应当也必定会给法律史学科以倾斜支持。第二板块是法治模式理论，即关于法治的领导力量、主体力量、方向道路的理论。过去五百年是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五百年，也是西方霸权大行其道的五百年。如何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特别是法律史研究是否应有现实关照，一直是法律史学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中国法学界要在新一轮法学交叉学科发展上赢得话语权甚至取得定义权，需要解决法学交叉学科科学化、规范化、建制化发展上的一系列难点堵点问题。

一是法治目标类范畴，即描述法治建设目标和方向的范畴。在法学领域，法律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一代科技深度融合，已成为新一轮法学交叉学科发展的强大引擎和重点领域。正如不少学者所反思的那样，法律史学科所面临的困境，既有法律史研究自身的原因，更有诸多结构性、体制性的客观原因。

（4）法治运行学科群，即研究法治运行和操作活动的学科群，包括立法学、执法学、监察学、政法学、审判学、检察学、监狱学、法治监督学、法治保障学、法律方法论、法律职业伦理等学科。为了有效解释其所面对的自然现实或社会现实，任何一门学科都要发展出一整套得到科学阐释和清晰界定的范畴、理论，形成逻辑自洽、结构严谨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转自《法学家》公众号。由公、检、法、司、安等五部门人员构成的300多万人的政法队伍，是法治工作队伍的主力军，也是法治人才培养的重点领域。

当我们承认这个规范体的法属性时，就必然要求对以往国家中心主义的法概念进行重思重构，提出更具包容性和自洽性的新的法本体论。然而，一直扮演国际体系主宰者角色的西方国家因国内矛盾增多而内顾倾向加剧，甚至有意推卸和逃避国际责任，国际法治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领导人民政权创建和完善了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监察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机制，不断织密监督网络。从古典政刑传统到现代政法体制，政法始终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治理实践。与此相适应，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使命担当，就是产出更有回应力、解释力、变革力的国际法理论，提供更具针对性、操作性、有效性的国际性制度和机制，为国家的上述角色转变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三是世界法律的相互作用。

因此，新时代法学交叉学科建设需要突破的发展瓶颈，就是培养出一大批系统掌握法学专业知识和理工科知识的交叉学科专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贯穿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构建起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的新时代法治中国全景图，引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法学基础学科破除对域外法学的知识依赖、实现科学化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智识资源。本文原载《法学家》2023年第2期。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

法律史学科关于制度和思想的研究，也应从狭义的法律制度和思想范畴走向广义的作为治国理政智慧的制度和思想范畴，更好地梳理和集成古典治理思想。例如，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科学立法、依法立法、综合执法、人性化执法、柔性执法、阳光执法、阳光司法等。

首先，数字法学是一门融合力强的横断性学科，需要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法学各学科学者共同发力，实现各学科各领域的数字法治研究有机整合。加快全球气候法学、能源法学、网络信息法学、空间法学、极地法学、公共卫生法学等学科建设，在破解全球性公共法治难题上提出有竞争力、实效性的规则和方案，推动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特别是前述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治国理政各领域的法治建设理论，为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环境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基础学科的理论更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引言 现代学科建制和划分，既是现代知识生产的主导性组织体制，也是现代学术管理的基础性制度结构，对现代知识增长、传播、应用具有支配性影响。同时，设立政法学学科，对于推进法治人才培养、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按照党内法规体系1+4的结构划分，党内法规学可划分为党章学、党的组织法规学、党的领导法规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学等分支学科。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越来越多打着法治幌子、披着法律外衣进行，实际上是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强法学学科建设，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我们不能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要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在法学学科体系中，法律史学科可谓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冷门学科。

（2）法律史学科群，即研究世界法律文明体历史发展的学科群，包括中国法律史、印度法律史、欧洲法律史、美国法律史、拉丁美洲法律史、非洲法律史等学科。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领导人民政权创建和完善了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监察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机制，不断织密监督网络。

法治监督学的重点任务，就是清晰阐述中国法治监督体系和实践背后的哲理、政理、法理，为解决世界性的权力制约和监督难题提供中国理论、中国方案。当我们承认这个规范体的法属性时，就必然要求对以往国家中心主义的法概念进行重思重构，提出更具包容性和自洽性的新的法本体论。

中国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应当充分挖掘和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三是学科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构建。例如，中国古代先贤们站在治国平天下的角度来思考法治问题，把法治视为是众多治道的一种，注重各种治道相融相合、互济互补，对于现代法学正确把握各种治理方式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值得指出的是，法律史学科在新时代国家法治、学术和文化发展战略布局中居于重要地位，正在迎来重回法学之显学的历史性机遇。

这为高水平推进法律与科技交叉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加快全球气候法学、能源法学、网络信息法学、空间法学、极地法学、公共卫生法学等学科建设，在破解全球性公共法治难题上提出有竞争力、实效性的规则和方案，推动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网络信息法学、计算法学、数据法学、人工智能法学都只是数字法学宽广疆域之一隅，可列为数字法学之下的三级学科。

再次，数字法学是一门服务数字治理的实践性学科，需要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携手共进，构建起凝练实践真知、具有实践伟力的理论体系。作为有待培育和建设的新学科，如果学科名称不精确、不统一，那么会直接影响该学科能否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进而影响到该学科能否获得各种官方和民间的学术资源。

一种可行的思路是，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统筹协调下，各法学院校从师资力量、区位优势等条件出发，分别承担一个或几个国别法的研究和教学任务，最终实现对所有国别法的全覆盖。其次，中国法治领域的科技应用走在世界前列，为法学交叉学科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设立政法学学科，就是要对这套本土性经验、智慧进行学理化、逻辑化、系统化加工提炼，将其转化为具有解释力、说服力、传播力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推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这个范畴体系由多组原创性范畴所构成。

这种去理论化的学科定位，导致比较法学科难以构建起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陷入广受批评的理论薄弱、思想贫乏状态。笔者曾提出了一种比较法学的新概念，即比较法是一门研究世界总体法律格局及其变化的学科。

虽然比较法学一直被视为是法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学科，但由于受比较中心主义的学科概念的影响，比较法学主要从事不同法律体系的比较活动，为其他法学学科和法律实践服务，本身并不提供一般性、普遍性的法律理论。以数字法学为例，这一新学科具有许多新特点。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须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有学者指出：党内法规基本形成自成一体的‘规言规语，它使用条款形式表述、用语力求庄重精准，以呈现‘规的共性特征，同时注重突显‘党规个性特征，善于使用政治话语表达，既反映政治属性又强化规范功能，既表明政治态度又体现组织温度，既彰显权威性又传递亲和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绳之以规，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行动一致。